十一月初的清晨，护城河边的柳枝还挂着几片不肯落的残叶，风一吹，就打着旋飘进水里，被冰碴子似的河水卷走。阿黄趴在老李家门口的石阶上，下巴搁在前爪上，耳朵微微竖着，听着楼道里的动静。
楼道里很安静。没有那双旧布鞋拖沓的脚步声，没有钥匙串叮当的碰撞声，没有老李咳嗽着、喘着气、慢慢挪上三楼的声音。
什么都没有。
阿黄把下巴又往爪子上埋了埋，呼出一口白气。它的鼻头是湿的，眼睛是干的——已经很久没有眼泪了。不是不难过，是眼泪早就流干了，从那个救护车的鸣笛声划破小区上空的那天起，就流干了。
那天是九月十七号。阿黄记得。不是因为它会看日历，而是因为从那天起，家里的一切都变了。老李被几个人抬上担架的时候，阿黄扑上去咬住担架杆，被邻居王婶死死抱住。它叫了，叫得整栋楼都听得见，声音像是从胸腔最深处撕扯出来的。老李在担架上，手从白被子里伸出来，朝它摆了摆，嘴唇动了动，像是在说"阿黄"。
然后车门关了。红色的尾灯在小区门口拐了个弯，消失了。
那是阿黄最后一次见到老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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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里很冷。
阿黄从石阶上站起来，用鼻子顶开门——门没锁，自从老李走后就没锁过。王婶每天来给它添水放粮，怕它跑丢，又怕它饿着。但阿黄哪儿也不去。它进门，穿过窄小的玄关，径直走到客厅那把藤椅前。
藤椅是老李的。棕色的藤条编的，扶手被磨得发亮，坐垫上有一块洗不掉的油渍——是去年冬天老李吃红烧肉时滴上去的。阿黄每次走到这里都会停下来，用鼻子拱一拱坐垫，拱出一股淡淡的烟草味和铁锈味。那是老李的味道，越来越淡了，像一滴墨汁在清水里慢慢化开，总有一天会彻底消失。
阿黄跳上藤椅，蜷缩起来。它的身体已经不如从前了——十二岁的土狗，相当于人类八九十岁的老人。关节僵硬，后腿有时候会突然打软，走路一瘸一拐的。但它还是每天跳上这把椅子，因为老李最后坐的就是这把椅子。
那是九月中旬的一个下午，老李从医院回来，比去医院那天瘦了一圈，脸蜡黄蜡黄的，眼窝深陷。他没再住院，说是"回家歇歇"。阿黄当时不懂，后来王婶哭着跟她女儿说"那是放弃了"的时候，阿黄才隐约明白——老李不回来了。
老李回来的那天，坐在藤椅上，把阿黄叫过去，放在腿上。他的手比从前更粗糙了，骨节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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