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日子上,老李用铅笔在日期旁边歪歪扭扭地写了两个字:买药。它不识字,但它认得老李写字的味道——铅笔芯的石墨味和纸浆混合在一起的那种淡淡的气息。
那本日历再也没有翻过。
阿黄没有疯跑出去找老李。它只是安安静静地在家里守了下来,把老李留下的每一个日子都妥帖地收在它知道的地方。张婶每天来喂它,把饭放在门口,把水倒进搪瓷碗里。它吃,它喝,但从来不在张婶面前摇尾巴。它的尾巴只给老李摇过。邻居们都说这条狗太死心眼了,有人说要收养它,有人说要把它送到乡下去,但不管谁来,它都趴在藤椅下面,牙齿轻轻地磕在椅腿上,喉咙里发出低沉的、不友好的呜咽,把所有人吓退。后来就没人再提收养的事了。张婶叹了口气,把钥匙挂在门口的钉子上,跟街坊们说,算了,让它守着吧。
收废品的三轮车在巷子中段停了下来。那个外地的汉子喊了几嗓子,没有人应,他下车去敲了一户人家的门,敲了半天也没人开。阿黄抬起头,竖着耳朵听了一会儿,又把头放下了。不是老赵。但三轮车停下来的位置,正好是老赵以前每次来收废品时停的位置——正对着老李家窗口的那棵梧桐树下。老赵跟老李做了十几年的买卖。每个月老李把攒下来的旧报纸、空酒瓶、踩扁了的易拉罐装在麻袋里,等老赵的三轮车一来,两个人就蹲在门口开始交易。老赵是个精明的河南老头,秤砣从来不压到底,老李也不计较。有时候为了一毛两毛的事,两个人能蹲在门口争一整个下午,争到最后老李回屋拿两个搪瓷缸子出来,一个倒茶,一个倒酒,两个人从蹲着变成坐着,从坐着变成靠着门槛,聊到太阳落山。
阿黄那时候就趴在藤椅下面,听他们聊天。老赵聊他儿子在广东打工的事,说儿子三个月没打电话了。老李就指着阿黄说,你儿子还不如一条狗。老赵也不生气,喝一口酒说,那可不是。然后两个人就笑,笑得梧桐树上的叶子哗哗响。
后来老李病了,那些废品就没人攒了。老赵还是每个月来一次,在门口喊一嗓子:“老李,废品收了不?”老李躺在床上,隔着门板应一句:“这月没有。”老赵就在门口站一会儿,说一句“那我下月再来”,然后推着三轮车走了。
再后来,老李连应声的力气都没有了。老赵来了,喊一嗓子,没人应。阿黄就用爪子挠门,挠得门板吱吱响。老赵在门口站了很久,没有再喊,只是把三轮车靠在梧桐树下,坐在车上抽了一根烟,然后走了。
从那以后,老赵再也没有来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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