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刘婶慢慢懂了。老李爱干净。阿黄就替他扫。扫不动了，就用嘴叼。它把每一片叶子都当成了老李的脚印，捡回来，码在椅子下，像给人间的离愁别绪找一个窝。
拆迁的事闹了两个月。刘婶和几个老街坊去了三趟区政府。有一次还上了电视。记者把话筒伸到她面前，问她为什么不肯搬。她搓着手，半天憋出一句：“我不是赖着不走。我是不知道，我走了，阿黄回来找谁。”记者没听懂，旁边人解释半天，刘婶不肯再说了。有些话，说给懂的人听，一声就够。说给不懂的人听，千声万声也白搭。
最后，开发商松了口。说巷子拆归拆，但那棵老梧桐和它下面那一小片地，可以保留。会做成街头小公园，树下立块碑，把铜锣巷的名字留住。刘婶听了，没说话，一个人走到树下，坐了半天。风把她的头发吹乱，她也不管，只用手一遍遍地摸那龟裂的树皮，像摸一个久不见面的亲人。
“老李，你在那边要是看见阿黄了，跟它说一声，树保住了，叶子有地方搁了。”她低声说。
入冬前，巷子里的人陆续搬走了。刘婶是最后一个。搬家那天，儿子从深圳回来，开着一辆黑色轿车，停在巷口。刘婶把旧家具该扔的扔，该送人的送人，唯独老李屋里那几样，她没让别人动。那都是阿黄守着的东西。
藤椅，她搬到了自己租的房子里。
还有那个装过粥的旧碗，她洗净了，包在旧报纸里。报纸是十年前的晚报，边角都黄了，像一片风干的时间。刘婶搬着这些东西下楼，邻居说：“婶，这些破烂扔了算了，租的房子就两间，哪放得下这么多。”刘婶摇头：“放得下。我心里装得下。”
她把藤椅搬进新家那天，天快黑了。租的房子在城东，六楼，没有电梯。藤椅不重，可她搬得极慢，像在扶着一位老人上楼。到了门口，她没急着开锁，先把藤椅放下，喘了好一会儿。然后她打开门，把椅子搬进去，摆在朝南的小阳台上。那阳台窄，只能放下一把藤椅和一个小木凳。她就让藤椅占着。自己也坐，就坐在小木凳上，靠着藤椅的边，像靠着从前的岁月。
头一个晚上，她听见藤椅在风里响了一下。很轻，像有人从上面站起来，又坐下。她没开灯。黑暗里，她想起阿黄最后的模样。小小的土包，在梧桐树下，像地面隆起的一个句号。风一吹，草就动。那草是秋天自己长出来的，细得像根线。她觉得，那是阿黄的尾巴，还在风里摇。
第二年春天，梧桐树边的小公园建好了。名字就叫铜锣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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