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出来说“不能这样打”,谁信?凭什么信?他拿不出证据,说不清来源,只能空口白话。搞不好,还会被扣上一顶动摇军心、散布悲观情绪的帽子。他不是怕戴帽子,是怕戴了帽子之后,就什么都做不了了。
第三,关于自己的位置。要想改变一些事情,是需要力量的。但三大主力会师,红军看似兵强马壮,实则将多兵少。抗大里面塞了一堆军长、师长、政委,都是打过硬仗、带过大兵团的老将,现在都在当学员,听课、记笔记、写心得。现在哪有主力空缺给自己带?回红八军团不合适,留在前指能做的有限,去别的部队,人家有自己的指挥体系,自己一个外人插进去,名不正言不顺。
所以他选择先混进去再说。
好在自己和红五军——也就是红五军团——熟。从延寿阻击战开始,到湘江边上的并肩血战,再到跟随中央纵队北上,他和红五军团的很多指挥员都打过交道。董振堂、陈树湘、韩伟、苏达清、吕宫印,这些名字他都不陌生。尤其是陈树湘,在灌江河畔那个夜晚,两人一起蹲在残破的土坯房里,对着地图研究阻击部署,外面是敌军的炮火,里面是豆大的油灯。那一夜说的话,做的事,秋成记得很清楚。后来在板瑶村,红三十四师断粮,是二十一师匀出了三天的口粮。这份情谊,不是挂在嘴上的。
红五军团从长征开始就担任全军的铁流后卫,湘江血战、土城阻击战、金沙江殿后,哪一场硬仗都没落下。部队损失大,但骨架还在,士气还在。更重要的是,这支部队他熟悉,指挥员他认识,战士们他也打过交道。不是外人。
所以他没有犹豫。他想的很清楚——尽自己所能,最差也要让红五军在这场注定艰难的征途中,少走一些弯路,少流一些血,多活一些人下来,如果能够改变西路军的结局那是皆大欢喜。不说扭转乾坤,至少尽力而为。
至于其他的,走一步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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