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农神庙残柱的铜版画拓片；
玛丽则收了几尊独立战争时期的小型纪念雕塑，准备带回伦敦分送给几位参与过希腊援助委员会的老朋友。
凯蒂的行李最沉，除了给富勒姆女校学生们带的希腊民间故事集，还有她一路在科孚岛、苏尼翁角和雅典卫城亲手绘制的素描册。
此刻，这些大包小裹堆在码头边上，像一座等待装船的小山。
来接他们的是一艘英国商船，船身吃水很深，甲板上已经堆满了从希腊运往伦敦的货物——成捆的橄榄油、装在陶罐里的蜂蜜、成箱的干无花果，还有几大桶标着希腊文标签的葡萄酒。
船长亲自站在舷梯口迎接他们，说这趟船要绕过伯罗奔尼撒半岛，经直布罗陀海峡返回伦敦，一路上风景不错，只要不碰上秋季风暴。
汽笛低鸣。商船缓缓驶离码头，船尾的螺旋桨搅起一道雪白的尾迹，海鸥追着那道白沫在桅杆上方盘旋。
莉迪亚站在码头上，朝他们挥手，身后是她那间还没来得及装修完毕的新店铺。
凯蒂站在船尾，朝她挥手，挥了很久，直到码头上的白色身影越来越小，最后和普拉卡老城那片白墙融在一起，再也分不清哪一栋是她的家。
商船穿过直布罗陀海峡，进入英吉利海峡时，天气果然变了。
灰蒙蒙的云层低低地压在海面上，细密的雨丝斜斜地打在舷窗上，把地中海的蓝色彻底洗掉了。
班纳特太太裹着披肩坐在船舱里，望着窗外那片铅灰色的海，又叹了口气。
他们再次踏上伦敦的土地时，已经是深秋了。
伦敦的天还是记忆里那种灰蒙蒙的颜色，布卢姆斯伯里十七号门口那几株梧桐树的叶子已经落了大半，湿漉漉地贴在石板路上。
埃莉诺早早接到了信，把整栋房子打扫得干干净净，窗台上那几盆天竺葵还开着，在灰暗的秋色里格外鲜艳。
玛丽在客厅里让人沏了热茶，又让厨房准备了热汤，然后问父母要不要在伦敦多住些时日再回朗博恩。
凯蒂已经在普拉卡帮莉迪亚把店铺的前期手续跑完了，此刻已和来接她的同事一道搭上了返回富勒姆女校的火车。
客厅里便只剩下她和父母三人。
“不了。”班纳特先生端着茶杯，靠在沙发椅背上。回家的旅途中他的话一直不多，大概是在海上晃了太久，骨头缝里还残留着地中海的潮气，“庄园不能不打理。之前住在莉齐家，她来来往往的都是些政府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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