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13年11月。巴黎。
朱利安·莫罗在莫斯科陷落的消息传到巴黎那天蹲在灶火前，手里握着一块刚从坩埚里夹出来的铁锡合金片。合金还没有完全冷却，边缘泛着暗红，中心是银灰色的，表面那层氧化膜在冷却过程中从蓝紫渐变到深褐，像索恩河退水后石头上水垢被晚霞映照时的颜色。他把合金片放进淬火水桶，水沸腾了一息，发出极短促的嗤响，然后安静了。他用铁钳把合金片夹出来，举到耳边弹了一下——闷中带脆，余音不长不短，和铁匠学徒在里昂找到的那种刚好一样，和他在远征路上弹碎玻璃时耳朵学会辨别的那种完整一样。
他把合金片放在长桌上那块铺了十一年的厚木板上，和康沃尔的纯锡、西班牙的蓝灰锡、地中海的薄锡并排。四块锡片，四种银色，四个来处。木板上的锡片已经攒了十一年，有些表面布满了指纹，氧化膜被无数遍摩挲磨出了包浆，在炉火光里泛着温润的暗光。他把新淬的这片放在最右侧，然后拿起炭笔在标签纸上写：1813年11月，铁锡新配比，熔断测试，余音合格。
阿佩尔先生站在石板前，手里拿着粉笔，但没有写。石板上方远征的记录被擦掉了一部分，腾出新的位置。他今天早上收到陆军部的公函——不是雷诺送来的，是博蒙上校亲自签发的。公函上说，法兰西第一帝国正在收缩，莱比锡之后联军已渡过莱茵河，巴黎可能面临围城。陆军部要求所有战略物资供应商做好转移准备，包括阿佩尔工厂。他把公函折好放进口袋，没有贴在石板上。然后拿起粉笔，在远征日期旁边画了一条线，一端连着1812年，另一端空着。空着的那一端在等待下一个日期——可能是1814年，可能是围城，可能是任何他们现在还无法预料的东西。
威廉在十月底从伦敦回到巴黎。他走的时候是九月初，去参加他父亲的葬礼。老阿姆斯特朗在康希尔街的办公室里猝然离世，手里还握着一封写了一半的信——信是写给阿佩尔先生的，内容是海军部铁皮罐生产线的第二批订单。墨水在“锡”这个字的最后一笔上拖出一道长长的尾巴，像他还没来得及说完的话。威廉把信带回来了，放在长桌上那块康沃尔纯锡片旁边。葬礼之后他在伦敦多待了半个月，把父亲留下的生意整理了一遍，然后把海军部的合同转给了朴茨茅斯一家由退休锡匠和船工合资的小作坊。他对海军部说，不是放弃合同，是把合同交给真正能接住的人。离开伦敦那天他站在康希尔街十七号门口，把钥匙交给了隔壁开茶叶铺的老邻居。邻居问他什么时候回来，他说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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