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陈叹了口气,眼神复杂地看着众人:“我们要查他,不仅仅是对抗一个人,而是对抗他背后盘根错节的利益集团。就像一张密密麻麻的网,我们一动,整张网都会收紧。之前我们查宏远集团,就已经感受到了阻力——关键证人突然翻供、涉案文件莫名丢失,现在要查他这个‘终极保护伞’,阻力只会百倍、千倍地增加。我们要是贸然启动调查,恐怕没等摸到他的核心证据,就会被各种‘合规审查’‘程序异议’缠住,甚至可能被他的人反咬一口,说我们‘滥用职权’‘干扰政协正常工作’,到时候调查被迫中止是小事,恐怕我们这些人都要被调离岗位,甚至面临纪律处分。”
“老陈说得没错,现在的局势太复杂了。”负责治安防控的李警官接过话头,他的手指在桌上的警力分配图上划过,语气凝重,“目前我们的警力已经严重不足:全市搜捕刀疤强,需要抽调一半的刑侦力量;保护李伟等关键证人,需要安排24小时便衣陪护;排查城郊废弃工厂、寻找武器库,又要占用大量警力。现在我们三面受敌:明面上有高明远的权力压制,暗地里有刀疤强的武装威胁,境外还有‘影子小组’和哥伦比亚‘海湾集团’的勾结。如果同时对高明远开战,我们的警力根本不够分配,很可能顾此失彼——这边刚查到高明远的一条线索,那边刀疤强就动用武器库制造了公共安全事件;或者我们把精力放在调查高明远身上,‘影子小组’就趁机转移了1亿美金,让这笔‘反扑基金’彻底失控。”
周慧敏推了推鼻梁上的眼镜,指尖快速翻阅着面前的法律条文汇编,眉头拧成了一个深深的结。她的声音带着法律工作者特有的严谨,却也难掩一丝焦虑:“从法律层面来说,我们目前的证据链还存在明显短板。王建国的供述属于言词证据,虽然有海外账户流水、法医移民资金异常等间接证据佐证,但这些证据的关联性还不够强——高明远完全可以辩解,是儿子高文博与宏远集团有正常的商业合作,他对此并不知情;至于法医移民,他也可以推说是正常的人事变动,与自己无关。”
她抬起头,眼神锐利地看着众人:“我们需要的是铁证,是能直接将他与黑恶势力勾结画上等号的证据——比如他与赵天雄的通话录音、书面指令、亲笔签名的批地文件,或者其他行贿人的证词。但要获取这些证据,必须深入调查,比如搜查他的住所、办公室,调取他的通讯记录、银行流水,甚至对他进行留置谈话。而这一切,都需要省级以上纪检监察机关的授权,否则我们就是越权办案,程序违法,就算拿到了证据,也无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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