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完全依赖于皇帝的“仁政”理念和执法机构的自我约束，但将其“明文化”本身，就是一种理念的突破——承认这些权利是“应当”被尊重和保护的，哪怕在现实中常常被践踏。
武媚娘终于开口了，声音听不出喜怒：“李瑾，你这些想法……倒是思虑深远。只是，将皇权、相权、乃至官府行事，皆以条文框定，与那《永徽律》、《永昌律》何异？律法已然详备，何须多此一举，另立什么‘遗制’、‘建言’？”
“律法者，治民之具也，多言臣民之义务与刑罚。”李瑾早有准备，解释道，“而臣所言‘遗制’或‘国是建言’，重在定国本、明权责、立规矩，约束的是……是庙堂之上，是权力运行本身。 其核心，非为惩罚，而为预防；非为治民，而为约官、束权、安君。譬如，明定继位法度，可防宫闱之乱；明定重大决策需经咨议，可防权奸欺蔽；明定民产、刑狱之基本原则，可防酷吏害民，动摇国本。此乃为大唐万世基业，立一根本之‘规矩’，使后世君臣，皆知权力有其边界，行事有其章法，非为人主一时之喜怒，而为国家长久之安定。”
他将自己的构想，拔高到了“为国家立规矩”、“为万世开太平”的高度，巧妙地避开了直接挑战皇权神圣性的锋芒，而是强调其“巩固皇权长远统治”的功利性目的。
武媚娘再次陷入长久的沉默。她精明过人，岂能听不出李瑾话语深处那惊世骇俗的核心理念——试图用成文的、公开的规则，来约束包括皇帝在内的最高权力行使者。 这几乎是颠覆性的。但李瑾的包装又极其巧妙，处处打着“稳定社稷”、“彰显圣德”、“防范奸佞”、“安抚民心”的旗号，让她难以直接斥为悖逆。
更重要的是，李瑾是在以“遗言”、“最后建言”的形式提出，其中浸透着一个行将就木的老臣对帝国未来的深深忧虑，这让任何粗暴的拒绝都显得冷酷无情。而且，他提出的许多具体问题，如皇位继承、权臣擅权、决策失误、吏治腐败，确实是历代王朝，包括她自己也必须面对的顽疾。他提供的，是一种“制度化防范”的思路，尽管这思路本身，就蕴含着对绝对人治的怀疑和修正。
“你所言……不无道理。”许久，武媚娘缓缓道，语气依然谨慎，“然，治大国如烹小鲜，牵一发而动全身。 你所设想的这些‘规矩’、‘程序’、‘咨议’，看似美好，实行起来，谈何容易？如何确保那‘公推’出来的便是贤臣，而非结党营私之辈？如何确保那‘咨政堂’诸公，所言皆为公心，而非一己之私或迂腐之见？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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