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在底下当 “评委”，提的问题全是企业会关心的：“设备调试需要多久？后期维护怎么保障？” 李教授一开始答不上来，老赵就教他：“你跟他们说，咱们派技术员驻场三个月，有问题随叫随到，他们就放心了。”最后这个项目不仅获批，还拿到了八百万经费 —— 这是江大在先进制造领域拿到的最大一笔支撑计划经费。那天李教授拉着陈建军的手，激动得话都说不利索：“多亏了你们，不然我这项目早就黄了！”
可热闹背后，问题也慢慢冒了出来。八名职员要管三十个人的文件流转、会议记录、数据录入，综合信息办的小王刚毕业，每天要收二十多份文件，还要维护科研系统。有次他连续加班一周，发烧到三十九度，抱着电脑去医院输液，一边输液一边录数据，最后实在撑不住，递交了辞职报告。我去送他的时候，小王红着眼睛说：“鹿科，我想好好干，可我真的熬不住了。”
更头疼的是层绩问题。“院长 — 处长 — 科长 — 科员” 四级架构，信息传递慢得像蜗牛。2010 年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政策调整，程院长开会传达后，处长再跟科长说，科长再跟科员说，等传到院系的时候，只剩下三天准备时间。有三个项目因为材料没来得及改，直接错过了申报，程院长在会上发了火：“你们这是在耽误学校的事！”我心里很不是滋味，我跟程院长建议：“得简化层级，不然以后还会出问题。”
那天晚上，我在办公室待到很晚，我翻看着科发院成立以来的文件，从竞聘时的简历，到项目申报的材料，再到老赵带李明跑企业的记录，突然觉得，这场变革就像一艘在浪里行的船，有顺风的时候，也有触礁的时候，但船上的人，都在使劲往前划。
2014 年底，我被提拔为高新与基地处副处长。任命下来那天，他请王磊、李明、老赵吃饭。王磊现在已经能独当一面，李明也成了项目管理的骨干，老赵则成了 “金牌顾问”，带出来的年轻人都能跟企业顺畅对接。“当初来科发院，没选错。” 王磊举起酒杯，“跟着陈科，有奔头。”老赵拍了拍我的肩膀：“好好干，咱们科发院，会越来越好。”我看着眼前的几个人，想起 2008 年那个闷热的夏天，想起李教授失望的背影，想起老赵红着眼眶说 “我懂企业”，突然觉得，这场变革不是简单的 “换牌子”，而是一群人在时代浪潮里，一起成长，一起把一件事做好。
八年后，我已经成了科发院的副院长。办公室里的风扇换成了空调，职员数量增加到十五人，层级也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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