翼揣进贴身的衣兜，仿佛这样就能留住一点她的温度。走出汉龙宾馆，滨河路的风更凉了，夕阳已经西斜，将天边染成一片凄美的橘红色。洲河的水被映得波光粼粼，缓缓向西流去，无声无息，就像那些我们拼尽全力，却依旧留不住的人和时光。
我沿着河岸漫无目的地走，脚下的石板路被夕阳晒得温热，可我的心却冷得像结了冰。岸边的行人来来往往，有牵着孩子嬉笑的父母，有并肩依偎的情侣，有坐在石凳上闲聊的老人，每个人的脸上都带着安稳的烟火气，只有我，被无尽的怅然和心疼包裹着，像一叶孤舟，漂在冰冷的河面上。
风里飘来糖画摊的甜香，那是果儿姑娘最爱吃的东西。每次拿到小费，她都会蹦蹦跳跳地去买一个糖画，小兔子、小老虎，她说虎年要画虎，虎虎生威，吉祥如意。我们坐在河边，分吃一块甜甜的糖画，看着河水缓缓流淌，聊着琐碎的家常，那时候的日子，简单得让人想哭。如今糖画摊还在，甜香依旧，可那个爱吃糖画的姑娘，却已经在回湖南的火车上，独自承受着所有的艰难与无助。
朱玲默默跟在我身后，走了很久，才轻轻拉住我的手。她的手心温热，一点点暖着我冰凉的指尖：“别太难受了，果儿这孩子，太懂事了，懂事得让人心疼。她不是不想留，是真的走投无路了。”
我点点头，喉咙堵得说不出话。我何尝不知道，她是怕我们为难，怕她的孩子成为难以承受的负担，怕她的存在影响我的生活，所以才选择用最决绝的方式，悄悄退场，把所有的苦，都一个人扛。
回到家，朱玲默默收拾着东西，我坐在沙发上，一遍又一遍摸着兜里的信，心里只有一个念头——我不能就这么让她走，我得为她做点什么。
第二天一早，天刚蒙蒙亮，我就拉着朱玲去了汉龙宾馆。找到经理，我把果儿的情况一五一十说了，语气坚定地要求，立刻结清果儿所有的工资，一分都不能少。经理起初还有些推诿，说员工离职需要流程，可看着我红着的眼睛，看着朱玲严肃的神情，最终还是点了头，把一叠整整齐齐的钱，递到了我手里。
钱不多，却是果儿起早贪黑、端茶倒水挣来的血汗钱，是她留给孩子唯一的念想。我把钱小心翼翼包好，又和朱玲去了商场，挑了最柔软的婴儿小衣服、小被子等，满满装了一大包。
可我们没有果儿的地址，没有她的联系方式，她走得太急，太干净，像从没来过汉城一样。我托宾馆的同事打听，托身边认识湖南务工人员的朋友帮忙问，甚至跑去社保局咨询湖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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