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维新后的现代化和广大日本平民没什么关系，平民甚至没有姓氏，他们是忽然在战争中才被灌输了文化、道德、审美。
然后像行为艺术一样，对这些灌输来的东西进行全民cosplay，直到耗尽最后一滴血。
一位叫山崎嘉比古的东大医学博士站起来道：“我致力于调查办公自动化对人们工作状态的影响，然后发现，越来越多的人出现身心过劳，还显现出其他病态症状。”
“全日本有55.8%的人显示出强迫症的倾向。但他们依旧这么坚持下去……我原先以为是文化惯性，现在才明白，这是服从。”
这个医学博士哀叹道：“经济得到了发展，人们反而变得不快乐了。这到底是为什么？你能向我解释吗？”
尾上兼英以为，这就是余切日本行所看到的东西，他看到了日本的民族性。
但没有想到，他还能引申出这种民族性的弊端。
余切告诉那个东大医学博士：“我们中国人最能解释这种情况了，因为你们没有掌握生产资料，所以生产力的发展，反而进一步的扩大了剥削你们的方式。”
“比如，原先这个自动化软件没有推行出来之前，人们还能有一些偷懒的时间，而现在完全不可能，他要付出他的全部劳动给老板——考虑到日本民族的盲目服从性，这自然导致各种心理疾病。”
怎么形容这一个解释呢？
记者松永觉得，他自己的头那一下都快要炸开了，就是一个他随处可见，但从不觉得奇怪的问题，被人轻而易举的说出来。
这完全值得他写一篇报道，因为《朝日新闻》正是一个偏左的报纸。
这个医学博士同样觉得惊讶：“如果按你所说，我们岂不是经济越发达，人们越痛苦，最终超过一个平衡度，到无可挽回的地步。”
“有这样的可能。”
“那么这种情况，到底要怎么避免？”
余切笑道：“辞职？领救助金？”
这当然是不可能了，但也算是为原本严肃起来的分享，添上了一些欢快的气氛。大家立刻笑起来。
“好吧，”余切说，“这是人类的终极问题，我还不能回答你，但作为一个创作者，我可以给你想象如果发展到最极端那一步，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这是你在访谈节目中，没有说完的下半场吗？”记者松永敏锐的察觉到了，他举起手提问。
“你也是东京大学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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