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李开始交代后事，是在十月的第二个星期二。不是那种正襟危坐、把街坊邻居都叫到床前的交代，而是零零碎碎的，想到一句说一句，像一本写了大半辈子的书翻到了最后几页，舍不得一口气写完，只能一个字一个字地往外蹦。
那天下午他忽然让阿黄把床底下的饼干盒叼出来。阿黄钻进床底，用鼻子把那个铁盒子拱到光亮里，盒盖上的牡丹花已经锈得看不清花瓣的层次了，但老李还是一眼就认出了它。他打开盖子，把里面的照片一张一张拿出来，摆在膝盖上。照片不多，十来张，每一张的边缘都磨得起毛，有几张背面还粘着发黄的透明胶带——那是很多年前贴在墙上的痕迹，后来怕受潮又揭下来收进盒子里。
他拿起最上面那张——石榴树下的麻花辫女人——看了很久，然后用拇指轻轻擦过照片上女人的脸，动作很慢，像是在擦一块永远擦不干净的玻璃。他把照片翻过来，背面有一行字，是用圆珠笔写的，字迹褪成了淡蓝色：“1967年秋，秀兰于厂区宿舍”。
“阿黄。”他的声音很轻，阿黄要把耳朵竖到最高才能听清楚，“这张照片要是以后没人要了，你就帮我守着。别让老鼠咬了。”
阿黄歪着头看他。它不懂“以后”和“没人要”是什么意思，但它听出了“守着”这个词——老李以前教过它，守在门口，别让陌生人进来。它摇了摇尾巴，把下巴搁在老李的膝盖上，鼻尖几乎碰到照片上女人的裙摆。
老李又把其他照片一张一张翻给它看。“这张是我十九岁进厂那年照的，穿的是我爹的工装，袖子长出一截。”“这张是你王叔和我一起在河边钓鱼，他钓了一条三斤的鲤鱼，高兴得差点掉河里。”“这张——这张就是你。去年冬天下雪，你在院子里追雪花，追得满身都是白的。”
最后那张照片是阿黄来老李家第一个月拍的。照片里的阿黄还是一只半大的小狗，耳朵一只立着一只耷拉着，嘴里叼着一只比它脑袋还大的破拖鞋，眼神又呆又凶，像是在保卫什么了不起的宝物。老李每次看到这张照片都会笑，笑完了就说“那时候真丑”。但他把这张照片放在饼干盒最上面一层，跟秀兰的照片挨着。
阿黄看到照片里那只丑丑的小狗，耳朵动了动。它不认识那只小狗——狗认不出镜子里的自己，也认不出照片里的自己。但它认得那只破拖鞋，那拖鞋是老李的，左脚那只，鞋面上印着一个褪色的双喜字。它当年把那只拖鞋从鞋柜里偷出来，咬了两个洞，老李追着它在院子里跑了好几圈，最后气喘吁吁地坐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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