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让巴纳德先生把这条也写进委员会章程里。大都会工程委员会,面向所有具备资格的应征者开放职位,不限性别。”
窗外,花园里的白玫瑰正在午后的阳光下静静绽放。那些花是从克莱蒙特庄园移植过来的,如今已经在白金汉宫的土壤里扎下了根。
巴纳德律师低下头,在那份草拟的委员会章程底部又添了一行字。他的手还是很稳,笔锋也没有因为年龄而变钝。写完了,他抬起那双仍然明亮的眼睛,看着玛丽,忽然问了一句。
“班纳特小姐,债券的事——”
“十万镑。利息可以商榷。不是我捐的,是投资。伦敦的下水道,是这座城市未来几十年里最好的投资——比铁路更稳,比船厂更长久。”
她把茶杯搁在碟子上,瓷器碰着瓷器,发出一声轻而脆的响,像是某种不动声色的落槌。然后她抬起头,看着巴纳德律师,又补了一句。
“委员会成立之后,第一批施工合同招标的时候,通知我。哈蒙德船厂的蒸汽机,也可以给泵站用。”
***
大都会工程委员会正式设立的那一天,伦敦的报纸用整版刊登了这条消息。
《泰晤士报》在头版详细列出了委员会章程要点——独立于现有市政机构,直接对议会和王室负责。
以伦敦地区未来税收作为担保发行市政公债。面向全体具备资格的应征者开放职位,不限性别。
萨利兰在当天的评论栏里只写了一行字:这是伦敦第一次为自己的健康买单。
消息传开后,起初是惊讶,然后是盘算,最后是此起彼伏的议论。
人们发现,这种模式绕过了议会漫长的拨款审议——如果是完全的公共设施,就不再需要等待政府从全国税收里挤出预算,而是可以以公共设施的名义直接向市场借贷,用伦敦未来的税收慢慢偿还。
各地的市政官员们眼睛都亮了。
曼彻斯特想修自来水厂,伯明翰想扩建排水系统,利物浦想翻修码头区的公共卫生设施。但很快,这些人便发现,同样的模式在他们那里行不通。
财政部一纸公文下发到各地:未经议会批准,不得以地方税收作为担保发行市政公债。
理由是显而易见的。大都会工程委员会之所以能成立,本质上是因为议会对伦敦基础建设的吝啬被女王施压强行突破了。
历任财政大臣都把伦敦的拨款申请压在文件堆最底层,压了一年又一年,直到霍乱在东区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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