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又松开。
他已经独自撑了很久了。买铁的钱,付工资的钱,那些垫不上的窟窿,每一个晚上都压在他枕头底下。现在有人直接问他需要多少钱。
“很多。”他说,“新的铁料,蒸汽机,还得再招一批铆工。光那台蒸汽机就——”他顿住了,大概是一时算不过来,也不想在陌生人面前算这个。
“不是问您具体数目。”玛丽说,脸上也没有什么多余的表情,“我是说,您能出让多少股份?”
这话一出,巴纳德律师从笔记本上抬起了头。加德纳舅舅看看玛丽,又看看哈蒙德先生,端起茶来喝了一口。
哈蒙德先生没有立刻回答。
他把船厂当自己的孩子养了这么些年,从来没有人找他要过股份。那些来谈生意的人,要么是想包一艘船,要么是想催一笔债。
可这个女人不是来包船的,也不是来催债的。她是来要他的孩子的。
他咬咬牙。“最多百分之四十九。”
玛丽看着他。他是舍不得。百分之四十九,意味着他还留着控股权,还留着那张最硬的底牌。
可他也知道,这张底牌在碰到银子的时候,没有那么硬。她靠在椅背上,忽然笑了。那笑容很轻,可哈蒙德先生看见了。
“我可以全吃下来。”她说,“只是价格,需要和我的律师好好谈一谈。”
哈蒙德先生张嘴,又合上,又张开。他大概想说那句“百分之四十九是我的底线”——可他忽然想到了一些更远的事。想到那些被他改了又改的图纸,那些画在废纸背面的线条,那些他怎么也算不出来的数据。
想到每一次他去伯明翰买蒸汽机,都要在旅馆里辗转半夜,算那些永远算不平的账。
此刻有个女人坐在他对面,跟他说:你的想法是对的,你的钱我来出。
他沉默了很久。工棚里铆锤的声音还在响,一下,一下,像是这间船厂本身的心跳。他终于开口了,声音比刚才哑了一些。“价格怎么谈?”
玛丽侧过头看着巴纳德律师。巴纳德把记事簿翻到新的一页,取下夹在耳后那支铅笔,朝哈蒙德先生微微欠了欠身。“哈蒙德先生,我们需要看贵厂最近三年的账册。还有您手头所有正在进行的订单,以及您和伯明翰那家蒸汽机商的合同副本。”
哈蒙德先生看着律师那张公事公办的脸,又看了看玛丽。她没有再说什么,只是坐在那里,安安静静地等着。
她的灰色裙子在工棚昏暗的光线里显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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