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亡比例最高的医生，都有一个共同的习惯：他们从不洗手，或者只是象征性地用清水冲一下。
萨瑟兰还采访了几位护士。
一位在圣托马斯医院工作二十年的老护士说：“我不敢说太多，但我知道哪些医生接生的产妇死得多，哪些死得少。那些死得多的，手从来都是脏的。有一次我看见一位先生从解剖室出来，手上还有血，就直接进了产房。我没敢说话，我只是个护士。”
另一位护士说：“我们私底下都议论，但没人敢公开说。说了，饭碗就没了。”
调查报告的最后，萨瑟兰写道：
“我不懂医学。我只是把看到的事实列出来。信不信，由读者自己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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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份报道一出，整个伦敦沉默了。
那些骂得最凶的医生，忽然不再写信了。
那些说“助产士懂什么”的人，也闭上了嘴。
因为数据不会说谎。
甲医生一年死13个，乙医生一年死15个，丙医生一年死4个。区别只有一个——洗不洗手。
你可以说数据不完整，可以说样本不够大，可以说还有别的因素。但你没法说“这是编的”，因为萨瑟兰把医院名字、年份、甚至一些医生的姓氏缩写都列了出来，有心人可以去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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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过了几天，一封联名信出现在《泰晤士报》上。
信的开头写着：
“我们是一群在乡下接生三十年的助产士。”
下面是一串名字，有的工工整整，有的歪歪扭扭，有的一看就是找人代笔签的。
信的正文很短：
“我们不懂拉丁文，没读过医学院。我们只知道，这些年接生的产妇，十个里活下来八九个。那些被医生接生的，十个里活下来五六个就算好的。托马逊先生写的，是真的。洗手，真的能救命。我们不说假话。”
这是第一次，助产士们联合起来在报纸上发声。
不是一个人，是一群。
不是“乡下老太婆的经验之谈”，是一群女人用三十年的命换来的真相。
这封信登出来的那天，据说好些医生家里的仆人都偷偷买了报纸，拿去给厨房的女佣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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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那以后，事情开始悄悄变化。
医生们不再下场骂战了。但他们在医院里开始洗手了。
不是所有人都洗。但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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