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13年1月。巴黎。
朱利安·莫罗在正月第一个星期回到了巴黎。他从维尔纽斯跟着残部一路西撤，穿过波兰的冻土，穿过德意志各邦尚未完全从战争惊吓中恢复的城镇，最后在斯特拉斯堡渡过莱茵河。河面的冰结到一半，渡船在浮冰之间艰难摆荡，船工用长篙推开碎冰的声音在他耳朵里回响了很久——叮，叮，叮，和他在别列津纳河背罐头时浮桥下碎冰擦过桥桩的声音一模一样。
他跨过圣安东郊区那扇被铁锈蚀了大半的门时，父亲正坐在铁匠铺的矮凳上，膝上横着那条木腿。炉火已经快灭了，炭灰下面最后几块炭核泛着极暗的红，那不是真正在工作，只是让余烬维持着不灭。父亲抬起头，看着门口那个瘦了一大圈、脸上被冻得发黑、手指缠着冻硬布条的人，沉默了好一阵。然后他把手里的钳子放在铁砧上，站起来——用那条木腿支撑着——走到朱利安面前，没有说话，只是用还使得上劲的那只手按住朱利安的后脑勺，把他拉过来，额头抵着额头。铁匠的额头和他儿子的额头碰在一起，粗糙的皮肤贴着同样粗糙的皮肤，那是他从战场上回来后第一次感觉到一点真正的温度。
他在铁匠铺待了一夜。第二天天亮之前，他把那颗子弹、记录册、威廉的铁锤和几块从别列津纳河滩捡的碎玻璃片装进一个粗布袋，往蒙马特高地走。巴黎的街道和他离开时几乎一模一样——中央市场凌晨卸货的嘈杂，卖牛奶女人推着双轮车碾过石板路的晃荡声，面包房第一炉面包的焦香从地下的烤炉口冒出来——但不一样的是他。他走得很慢，不是故意慢，是脚底被冻伤过的趾头在石板地上踩实了仍然微微发麻，每一步都需要重新确认自己踩稳了。那是远征留给他的第一枚印记。
蒙马特高地的坡道两边堆积着冬天的枯草，院子门虚掩着。他推开门。阿佩尔先生正蹲在最大的铜锅前，背影和十二年前一模一样——灰白的头发被蒸汽打湿贴在头皮上，围裙上沾着新染的果酱渍。他听见脚步声，没有回头。“今天不教削软木塞。”
“我不学削软木塞。我封牛肉。”
阿佩尔先生的手在铜锅边缘停住了。他转过身，摘下眼镜用围裙角擦了擦，重新戴上。他看了朱利安很久，从头看到脚，从缠着布条的手指看到微微发麻的脚，然后点了点头。“灶火生着。炭在铁箱里。盐罐还是你走之前那只，罐底积了一层新灰。”
朱利安走进实验室。石板换了新的——旧的那块索菲带去了南特，新石板上阿佩尔先生重新写了那句“没有东西丢失，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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