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00年6月·巴黎
威廉·阿姆斯特朗站在蒙马特高地的坡道尽头，面前是一扇漆成深绿色的木门。
他走了正好半个时辰。从玛黑区法兰克-布尔乔亚街的旧书店，穿过塞纳河上的桥，穿过中央市场边缘已经收摊过半的空荡摊位，沿着通往蒙马特的夯土坡道一路向上。路两边的房子从密集变得稀疏，从石头变成木头和灰泥，从巴黎变成了巴黎边缘。坡道尽头，一座两层的石头房子蹲在晨光里——不，现在是下午光里了——院子周围堆着木箱，木箱里码着空玻璃瓶，阳光下亮晃晃的，像一排排透明的、等待被填满的炮弹。
他站在门前，没有立刻敲门。
朱迪丝的话在他脑子里转：不要早到。不要晚到。三点整。他抬头看了一眼太阳的位置——约莫两点五十五分。他等了片刻，让呼吸平复下来。爬坡让他的小腿微微发酸，但他不能喘着气出现在阿佩尔先生面前。一个喘气的访客是紧张的。紧张的访客有隐藏的东西。
三点。他敲了门。
开门的不是索菲。
是一个中年男人，戴着一副圆框眼镜，镜片后面是一双被长期高温和糖浆训练过的、精确的眼睛。他穿着一件沾满果酱污渍的围裙，围裙原本大概是米白色的，现在已经被染成了某种介于李子紫和杏子黄之间的说不清的颜色。头发灰白，剪得很短，露出被蒸汽和炉火烤了几十年的、微微发红的头皮。他的手里拿着一把木勺，勺子上还沾着某种褐色的、正在凝固的液体。
尼古拉·阿佩尔。
“阿佩尔先生？”威廉说。他的法语带着诺曼底口音——从勒阿弗尔码头工人那里学来的、不自觉的、但此刻被他刻意保留的口音。实话最容易记住。朱迪丝说的。
阿佩尔先生透过镜片打量他。那双眼睛在镜片后面从“被打断”变成了“测量”，又从“测量”变成了某种介于好奇和警惕之间的东西。威廉认出了这种眼神。索菲在中央市场第一次看他时，用的也是这种眼神。父亲和女儿。同一把尺子。
“你是？”
“威廉·阿姆斯特朗。伦敦来的。食品商人。”他停顿了一下，让“伦敦”这个词在空气里停留了恰到好处的时间——不隐瞒，不强调，“您的女儿索菲小姐告诉我，今天下午可以来拜访。”
阿佩尔先生的眉毛动了。不是警惕。是——确认。索菲跟他说过了。她把决定权交给了父亲，但她也提前为他铺了路。威廉感觉到一种奇怪的、类似于感激的东西在胸腔里短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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