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礼”的本质是等级秩序，“法”主要是治民工具，从未将最高统治者本身置于法律的明确约束之下（“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的延伸）。皇权的神圣性与绝对性，是维系整个帝国意识形态和社会结构稳定的基石，不容置疑，更不容分割。
官僚集团的保守性。现有的官僚体系，是在现行皇权至上的框架下形成并运转的。他们已经适应了这套规则，熟悉了如何在这套规则下生存、晋升、行使权力。任何重大的制度变革，都意味着权力格局、利益分配和行事规则的重新洗牌，必然触动无数人的既得利益，引发巨大的不确定性和反弹。即便是那些相对正直的官员，也本能地倾向于维护现有秩序的稳定性，对未知的变革充满疑虑和恐惧。李瑾构想中的“咨政机构”、“公推程序”，直接挑战了现有的宰相制度和皇帝独断的人事权，必然遭遇整个官僚系统的隐性抵抗。
社会基础薄弱。此时的大唐，商品经济虽有发展，但主体仍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政治意识淡薄，最大的诉求是轻徭薄赋、吏治清明、生活安定，而非参与政治、限制皇权。城市中的商人、手工业者阶层虽然有所壮大，但远未形成独立的政治力量，其利益诉求更多地依赖于与官府、权贵的私人关系，而非普遍性的权利保障。缺乏一个广泛而有力的、要求限制权力、保障权利的市民社会或中间阶层，任何试图约束皇权的制度设计，都如同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只能依赖于统治阶层内部的“自觉”或“开明”，脆弱不堪。
李瑾的想法，是试图在七世纪的土壤上，提前播种一颗属于近代的种子。这土壤——以绝对皇权为核心、以小农经济为基础、以儒家伦理为粘合剂、官僚体系高度依附的传统帝制社会——根本无法提供其生根发芽所需的养分、空气和空间。
听完重臣们的意见，武媚娘心中最后一丝犹豫也消散了。她清楚地认识到，李瑾的构想，在理论上或许有闪光之处，指出了某些长远问题，但在现实中绝不可行。强行推动，不仅会动摇她的统治根基，引发朝野震荡，更可能将帝国拖入不可预知的混乱。她需要的是稳定，是权力的平稳交接，是“永昌盛世”的完美收官，而不是一场充满风险、胜负难料的政治实验。
她没有就“建言大纲”本身直接表态，只是淡淡地说：“诸卿所言，老成谋国。治国之道，贵在务实，贵在因时制宜。前朝旧制，本朝成法，乃经数代贤君能臣斟酌损益而定，不可轻动。些许书生之见，或有一得之愚，然不可本末倒置。当前要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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