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仅仅是在饮食、服饰上有些新花样，或许还可视为“采风”，但若在礼乐、仪节、心性上都被“胡风”浸染，那问题就严重了。这触及了华夏文明自我认同的核心。
接着，关于“义理”与“信仰”的担忧也浮出水面。
随着“异域文献馆”译介工作的深入，以及景教、祆教、摩尼教等外来宗教的有限度传播，一些关于其教义的描述，开始在士林小范围内流传。尽管李瑾和“义理勘校厅”已经尽力筛选、批注，但某些核心观念的差异，是无法完全掩盖的。
一位负责教授皇子、宗室子弟的崇文馆学士，忧心忡忡地向李瑾进言：“殿下，近日馆中学子，竟有私下议论景教‘上帝造人’、‘原罪救赎’之说者，且以其与‘天命靡常，惟德是辅’、‘人性本善’相较，颇有困惑。又有学子好奇于祆教拜火，问及‘敬天法祖’与‘崇拜明尊（光明神）’孰为根本。此等言论，虽属好奇，然潜移默化，恐惑心性。夷教之说，其伦理或有可采（如景教劝善），然其根本义理，与我圣学迥异。少年心性未定，易为新奇之说所惑。若先入为主，日后恐难以笃信圣贤之道。”
几乎与此同时，洛阳城内也开始出现一些微妙的变化。在东西两市，一些胡商聚集的里坊，开始有唐人好奇地进入景教“波斯寺”或祆祠观看礼拜仪式。起初只是猎奇，但渐渐地，也有少数生活失意、寻求慰藉的唐人，被其教义吸引，甚至私下受洗入教。虽然人数极少，且多为底层民众或与胡商关系密切者，但这迹象已足以引起部分士大夫和佛道人士的警觉。
一位高僧在拜会武则天时，委婉提及：“陛下广开法门，容异教并存，显我朝胸怀。然佛法是心法，亦是国法所重。 今有外道，言‘独一真神’，斥‘偶像崇拜’，其说与我佛法、中土祭祀，皆有杆格。若任其流传，恐无知百姓，无所适从，甚或诋毁我像教，淆乱正信。” 一位德高望重的道士也表达了类似忧虑，认为某些外来教义，与道家“道法自然”、“天人合一”之旨相悖。
更让一些保守官员不安的，是年轻一代士子中悄然滋生的某种“慕异”心态。
随着对外部世界了解的增多，尤其是“异域风俗考”中那些光怪陆离、甚至惊世骇俗的记载流传开后，一部分好奇心旺盛、对现状不满或追求标新立异的年轻文人，在诗酒唱和、私下清谈时，言论开始变得大胆。有人羡慕“拂菻”元老院“共议国是”的传闻（尽管了解极其片面），私下议论“若我朝能广开言路，不惟台谏，许士民共议，或可更臻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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