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水师和正在蓬勃发展的海商。海军将领们敏锐地意识到，在茫茫大海上，若能有一种不受风浪、天气影响的精确计时工具，对推算航速、定位（虽然经度测量还需要更精密的便携计时器，但精确时间是基础）将有巨大帮助。他们向格物院定制了简化、加固、适应船上颠簸环境的大型“船钟”，虽然精度远不如钟楼大钟，但已比沙漏、燃香可靠得多。海商们也闻风而来，希望为他们的商船配备计时工具，以便更精确地安排航行、计算航程。
工坊和工部的工程营造，也开始受益。大型工程的协同施工，如宫殿建造、水利开挖，需要各个工段协调时间。以往靠更鼓或估摸，常有误差。现在，工部在几个大型工地附近设立了“时辰牌”，派专人根据钟楼时间更新，工头们据此安排上工、休息、换班，效率提升，纠纷减少。
甚至连洛阳两市的商户，也开始调整营业时间，以钟楼报时为参照，约定俗成地形成了更统一的“开市”、“闭市”时刻。一些高级酒肆、茶馆，甚至开始提供“计时服务”，按“刻”收费，虽然最初只是噱头，但标志着时间作为一种可计量、可消费的资源的观念，开始萌芽。
当然，质疑和不适也随之而来。不少士大夫和守旧百姓认为，这是“以机巧乱天时”，“时辰自有天定，日出月落，四时更替，方是天道。以机关齿轮划分时刻，拘泥刻板，失了天人合一的韵味。” 更有人觉得那规律的、无处不在的钟声，是一种侵扰，打破了自然的生活节奏。
一次朝会上，便有御史出列弹劾：“太子太师于定鼎门设钟楼，以奇技报时，声传街巷，搅扰民居清静，更使市井小民斤斤于时刻，舍本逐末，有伤淳朴之风。且此物靡费颇巨，恐启奢靡之端。”
李瑾出列，从容应对：“陛下，天后。古人立圭表、制漏刻，亦为测时。今之‘标准钟’，不过使漏刻更精、报时更远而已，其用一也。百工劳作，市贾交易，舟车行旅，乃至朝廷议事、军令传递，无不需要知晓时刻。以往时刻不一，误差甚大，常误事机。今立标准，使全城有统一之时，各安其业，各守其时，岂非便民利国之举？至于钟声，可调整响度时辰，以不扰夜寐为度。且此钟之设，尤利军国。水师巡航，海上计时至关紧要；边关烽燧，传递军情需统一步调。此非奇技淫巧，实为经世致用之器。”
他顿了顿，又道：“至于‘斤斤于时刻’，臣以为，非但不为过，反是应有之义。农人耕耘，需趁天时；工匠造作，计工论值；商贾往来，守信履约，皆需时刻为准。精确计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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