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对四年前那场全国大学生联赛决赛是否构成《中国足球协会纪律准则》所规定的‘操纵比赛’行为，做出明确的事实认定和法律定性。”
这个开头，实际上已经为后续处理定下了基调——证据不足，难以“定罪”。台下记者们开始低声议论。
发言人话锋一转，语气变得严肃，
“但是，根据耿斌洋本人的公开陈述及其所能提供的有限旁证，可以确认，其当年在特定情境下，确实受到外界不正当影响，产生了违背体育竞赛公平原则的意图，并在此意图影响下，于决赛中未能发挥应有水平，其行为有违运动员职业道德和体育精神，造成了不良社会影响。”
台下记者们屏息凝神，知道关键部分来了。
“对此，本会纪律委员会进行了多次慎重讨论。综合考虑以下因素：
第一，该行为发生于四年前，已超过《纪律准则》规定的一般追诉时效；
第二，耿斌洋在行为发生后，长期脱离正规足球环境，承受了巨大的精神痛苦和个人发展损失，该事实状态可视为一种实质性的、严厉的自我惩戒；
第三，其本人在近期事件中态度诚恳，直面问题，深刻反省，并公开表示愿意承担一切后果；
第四，其所在俱乐部、现队友、昔日同学及大量社会人士联名陈情，反映其已获相关群体谅解，并请求给予改过自新机会；
第五，其复出后，在职业赛场上展现出良好的竞技水平和职业态度……”
发言人念到这里，停顿了一下，环视全场，然后一字一句地宣读决定：
“基于以上情况，为严肃纪律、惩前毖后，同时体现教育挽救、给出路的方针，经中国足球协会纪律委员会研究，并报协会批准，现做出如下决定：”
全场寂静，落针可闻。
“一、对耿斌洋四年前的相关行为，不予追加禁赛、罚款等竞技处罚。”不少人松了一口气。直播弹幕里开始刷过“合理”、“支持”的字样。
“二、责令耿斌洋自本决定下发之日起一年内，必须完成不少于300小时的公益足球服务。服务内容包括但不限于：深入基层校园、社区指导青少年足球训练；参与足球公益讲座、推广活动；服务特殊群体（如残疾儿童、福利院）的足球体验等。其服务计划需经所在俱乐部审核，具体实施需在俱乐部或地方足协监督下进行，完成情况需定期向本会报备。旨在通过服务社会、回馈足球，深化其对于体育精神和社会责任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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