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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婶抱着阿黄的时候,手在发抖。
不是那种剧烈的、控制不住的抖——是那种从骨头缝里渗出来的、绵长的、止不住的颤。像冬天水管里最后一滴要落不落的水,挂在管口,颤颤巍巍,就是不掉。
阿黄的身体已经凉了。不是冰的那种凉,是一种很轻的、很薄的凉——像一片叶子从树枝上脱落之后,在风里飘了很久,最后落在地上的那种凉。不刺骨,但透着一股子"已经结束了"的安静。
王婶的眼泪滴在阿黄的脑袋上。
"你个傻狗……"她哽咽着,声音被堵在喉咙里,像一团揉皱了的纸,"你等了一年零三个月……到底还是没等到。"
她抱着阿黄,坐在藤椅旁边的地上。蓝格子布皱在她手肘下面,压住了几片落叶。藤椅发出一声轻微的"吱呀"——不知道是她靠上去压到的,还是风。
小蕊是跟着王婶一起来的。她站在门口,没有进来。七岁的孩子还不太懂得"死亡"是什么意思,但她看到奶奶抱着阿黄哭,就知道自己不能进去。
"奶奶,"她小声说,"阿黄是不是睡觉了?"
王婶没有回答。她把脸埋在阿黄的脖子里,肩膀一耸一耸的。
小蕊走进来,蹲在奶奶旁边。她伸出小手,摸了摸阿黄垂在外面的那条右后腿——瘸的那条。腿已经硬了,像一根干树枝。
"它不疼了吧?"小蕊问。
王婶抬起头,满脸泪痕。她看着小蕊的眼睛——那么干净,那么亮,像两颗刚洗过的黑葡萄。
"不疼了。"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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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婶给老李的儿子打了电话。
老李的儿子叫李建军,在南方打工,一年回来一次。老李走的时候他在,哭得比谁都大声,说"爸我对不起你",然后跪在灵堂前磕了三个头。但从那以后,他只寄过两次钱回来,每次五百块,附一张纸条:"婶,帮我给阿黄买点肉。"
王婶接电话的时候,声音很平静。
"建军啊,阿黄走了。"
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
"……啥时候?"
"今天上午。在我怀里走的。"
又是一阵沉默。
"婶,您把它……"
"还没动。等你回来。"王婶说,"它跟了你爸一辈子,得由你送它。"
李建军在那头"嗯"了一声,然后王婶听到了很轻很轻的吸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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