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婶是在收拾老李的床头柜时发现那个铁盒子的。
盒子不大，方方正正的，原来装的是丹麦曲奇，表面的蓝漆已经磨掉了大半，露出底下斑驳的铁锈色。盒盖被什么东西粘住了，刘婶用了点力气才掰开，一股陈旧的、干燥的气息扑面而来——不是霉味，是时间本身的味道。
她以为里面装的是钱，或者存折，或者老李攒了一辈子的什么要紧东西。但她打开之后，愣了好一会儿，然后慢慢坐在了老李的床沿上，把盒子里的东西一样一样拿出来，摆在膝盖上。
最上面是一根红头绳。颜色已经褪得差不多了，只剩一缕淡淡的粉，像被水洗过很多次的晚霞。红头绳编成了麻花辫的形状，编得很仔细，每一股都收得紧紧的，末端打了一个小小的结。那是女人的头绳，年轻女人的。
红头绳下面是一沓信纸，叠得四四方方的，纸张泛黄发脆，折痕处已经有了裂口。信纸上的字迹娟秀工整，每一笔都写得很用力，像是要把心事刻进纸里去。最上面那一页的开头写着——“见字如面。你收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大概已经在去东北的火车上了。”
刘婶没敢往下看。她认得这个笔迹。老李给她看过一次照片，照片上那个梳麻花辫的女人，笑得像春天的太阳。老李说，这是小婉，我媳妇。他没说太多，只说了名字，说了“走了”，然后就把照片收回去，揣在上衣口袋里，那个离心脏最近的位置。
刘婶把信纸放回盒子里，手有些抖。她在老李隔壁住了七八年，看着他一个人进进出出，一个人买菜做饭，一个人坐在院子里听收音机，一个人对着空屋子说话。她一直以为老李是丧偶，但从这些信来看，也许比丧偶更让人难受。他在等她回来，等了一辈子。
她又往下翻了翻，翻到了一张照片。不是老李经常拿着的那张黑白照，而是一张彩色的，年代看起来近一些。照片上的老李年轻了很多，头发还是黑的，腰板还是直的，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色工装，站在火车站前面，手里举着一个牌子，牌子上写着两个字——“小婉”。
照片背面有一行字，是老李的笔迹，歪歪扭扭的，但每个字都像用钉子钉上去的：“1998年3月12日。她说今天回来。没等到。”
刘婶的眼泪掉下来了。她用手背抹了一把，把照片翻过去扣在膝盖上，不敢再看。1998年到现在，快二十年了。这个老头每年三月十二号都去-火-车-站-举牌子，举了一辈子。
阿黄不知道什么时候从堂屋走了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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