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士悌把皮帽子往下拽了拽。
风雪从帽檐底下灌进来，刮得他脸颊生疼。
两架雪橇在勒拿河谷的雪原上滑行，马蹄踩在雪壳上，发出“咔嚓咔嚓”的脆响。
警卫班六个战士分坐两架雪橇，步枪搁在膝盖上，一个个都缩着脖子。
迎面，不断有满载物资的雪橇队伍反向驶过。
弹药箱、粮食袋、成捆的圆木、药品箱，在雪橇上堆得老高，用粗麻绳捆了三四道。
赶雪橇的后勤兵并不知道雪橇上的首长扯着嗓子冲他们吼：“让让！让让！”
两架雪橇便往路边偏一偏，错身而过。
后勤线跑得热闹，几乎每隔三五分钟就能遇上一队。
毕士悌怀里揣着司令部的调令，贴身放着。那硬邦邦的纸角，正硌着他的肋骨。
行李全在雪橇后面绑着——一个被褥卷，几件换洗衣物，还有一个旧皮箱。
他的全部家当。
这不是临时借调。
这是彻底走了。
他闭上眼，脑子里又过了一遍昨天晚上的事。
余泽鸿接到调令通知时，正蹲在坑道指挥所里看地图。
通讯员把电报递过去，余泽鸿只看了一眼，脸色就变了。
“调谁？”
“毕政委。”
余泽鸿猛地把电报纸往桌上一拍，抓起野战电话就摇。
“接总司令部！”
电话接通，那头传来秋成不咸不淡的声音。
余泽鸿劈头就问：“总司令，我的老首长哎，五旅的政委不能调走啊？政委走了，我怎么办？我这么大个旅，不能缺政委啊！”
秋成没跟他废话，两句话就堵死了。
“组织决定，不是跟你商量。”
“旅长政委你一肩挑了不好吗。”
电话那头“咔嗒”一声挂了。
余泽鸿握着听筒愣了三秒钟，慢慢放下。
他脸上的肌肉抽了两下，嘴巴张了张，一个字也没能蹦出来。
当晚，余泽鸿硬拉着毕士悌在坑道指挥所里喝了一顿。
苏联的伏特加，六十度的烈酒。
一人一个搪瓷缸子，倒了大半缸。
下酒菜是半块黑面包和几片腌鱼，咸得发苦。
两个人从察哈尔打到热河，从热河打到东北，又从东北打到西伯利亚。
三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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