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件边缘，“委员长的意思，红军只能编两个师，八个团。师上面，不设军，更不设总指挥部。八个团，总共一万五千人。”
他继续往下念。念到“除师长外，副师长以下至副排长军官，统统由南京配备”时，对面那位首长的眉峰猛地跳了一下，手指在公文包上攥紧，又慢慢松开。
顾祝同念完，把文件放回桌上，十指交叉搁在面前。他的语气仍然客气，但每个字都带着无可商量的通知意味。
“这是委员长的指示。请二位考虑。”
走在最前面的首长脸上没有任何波动。他端起茶杯，吹了吹浮沫，喝了一口。
“既然委员长有指示，那我们也要有答复。”
次日，仍旧是这张长桌，仍旧是这两拨人。
答复简洁而果断：为顾全大局，同意削减编制。原方案中的四个军十二个师，改为四个师十二个旅，共计七万人——这是延安能做出的极限让步。
顾祝同的目光在“七万”两个字上停了几秒。然后他把文件合上，缓缓摇头。
“两个师，一万五千人。我说过了，这是委员长的意思。”
双方的底牌都已摊在桌上。一边从四个军退到四个师，另一边却连三个师的编制都不肯松口。谈判桌上陷入了长时间的僵持。
三月初，延安发来了一封电报。
陕北料峭的春寒中，电报里的声音说了一句话：只要蒋介石同意改编红军，就是我们的一大胜利。红军不是不能缩编，编制可以让，但统一的军事指挥机关，寸步不能让。
电文不算长，但每一个字都经过反复考量。它给谈判桌带来了新的转机。走在最前面的首长看完电报后，在屋子里来回踱了几圈，然后走到窗前，望着西安城灰蒙蒙的天际，沉默了很久。
“给顾祝同回话。”他终于开口了，“师的数量，我们可以再谈。指挥部，必须设。”
又是数日的拉锯。双方在编制、兵力、驻地、军官任免等问题上反复交锋，有时僵持到深夜，有时又因为一个措辞的松动而各自在笔记本上记下新的让步空间。
三月八日，协议终于达成。
史称“三八协议”。要点如下：红军编为三个师，计六个旅十二个团及直属队，总兵力四万五千人；设总指挥部，干部由中共推选；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服从国民政府及蒋介石统一指挥。
三八协议的墨迹未干，双方的注意力便不约而同地转向了另一个番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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