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与团结是主调，但暗流很快涌动。关于下一步战略方向的分歧，几乎从会师那一刻起就已埋下。中央红军方面，多数领导人主张北上——或打回川陕根据地，或向北发展，在川陕甘边区创建新的根据地。这是基于对全国革命形势的判断：日军侵华步步紧逼，华北危急，红军北上抗日既能占据政治道义制高点，又能靠近抗日前线，争取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而张国焘提出的方案，则是西进。向青海、新疆方向运动，背靠苏联，获取外援。这个方案听起来稳妥——避开了国民党军重兵云集的西北、华北地区，有国际援助的可能。但在秋成所知的“历史”里，这却是一条导致分裂、削弱甚至葬送革命力量的歧路。
电台里传来的最新通报，已隐约透出这种分歧的苗头。会师后的第一次高级别接触中，双方对下一步战略的初步交换，就显露出不同倾向。
秋成收回目光，走到窗边。院中，几名参谋正围着电台忙碌，滴滴答答的发报声规律而急促。远处城墙轮廓在热浪中微微扭曲，更远处，是连绵的青山，青山之后，是雪山。
他闭上眼，脑海中浮现的却是另一段岁月，另一支队伍。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七日，湖北黄安，七里坪。
冬日的阳光照在打谷场上，红旗如林，刺刀如雪。来自鄂豫皖边区各红军部队的代表齐聚于此。主席台上，徐总指挥、陈昌浩、张国焘等领导人肃立。台下，队列整齐的红军战士，枪支上肩，目光灼灼。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今日——成立！”
洪亮的声音通过简陋的扩音器传遍全场。掌声、欢呼声、口号声如山呼海啸。红四军与红二十五军正式合编，总兵力三万余人。秋成站在七十五师的队列前，时任师参谋长。那一刻，胸膛里涌动的不仅是自豪，更是一种沉甸甸的责任——鄂豫皖苏区，这块用无数烈士鲜血浇灌的土地，正面临国民党军越来越大的压力。
成立不久的四方面军，立刻投入到反“围剿”的残酷斗争中。依靠苏区群众支持和灵活机动的战术，接连粉碎了敌人的多次进攻，根据地一度扩大，红军也在战火中壮大。秋成随七十五师转战大别山区，亲身经历了那些白天行军、夜晚开会、随时准备投入战斗的紧张日子。
然而，一九三二年秋，第四次反“围剿”的形势急转直下。敌人兵力空前雄厚，采取了更为严密的堡垒推进和重点清剿战术。红军虽英勇奋战，但根据地日益缩小，补给困难，伤亡惨重。最终，分局决定主力西征转移，跳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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