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安全跳出的消息,无疑给正筹划重大突破的总部注入了一剂强心针。
笑罢,话题自然转向二十一师下一步的动向。
“他们现在在马鬃岭,”参谋长走到地图前,手指点出位置,“要归建,最快的路线是向西南,经打鼓新场、黔西、大定(大方),再过毕节南下,试图在云南境内与我们会合。这是最直接的思路。”
“但这条路不好走。”另一位领导人沉吟道,“毕节现在是滇军孙渡的老巢之一,就算孙渡主力被我们调到了贵阳,留守兵力也不会少。而且从黔西到大定,黔军残部、地方民团盘踞,一路关卡林立。二十一师虽能打,毕竟孤军,强行穿行,难免苦战。”
“能否考虑更北一些的路线?走仁怀、习水,从川南插过去?”有人提出不同看法。
“那更远了,而且要面对川军郭勋祺等部的堵截。川军在长江防线上吃了亏,正憋着火呢。”
讨论了一阵,几种方案各有优劣,但似乎都难以确保二十一师能顺利、迅速地与主力会师,且不免遭遇恶战,损耗力量。
这时,一位一直静静听着、手指无意识轻敲桌面的领导人抬起了头,脸上带着一丝豁达的笑意:“我看啊,咱们是不是有点‘皇上不急太监急’了?”
众人望向他。
他拿起那份二十一师的电报,指了指末尾:“你们看,秋成、黄苏他们的电报,只汇报了情况,请示下一步方向,可有一个字提到困难?没有。既没叫苦,也没要援兵,甚至连下一步具体怎么走的建议都没提,只问‘指示’。”
他顿了顿,目光扫过众人:“这说明什么?说明他们对自身处境有清醒认识,对如何行动心里有底,至少是有预案的。他们不发愁,咱们倒替他们愁上了?”
屋内响起几声会意的轻笑。
“说的对啊,”主持会议的领导人缓缓点头,眼中露出信任的神色,“秋成、黄苏、邓萍、刘文启,都是久经战阵、脑子清楚的同志。北岸的情况,他们比我们更清楚。把手放开,让他们自己根据瞬息万变的情况去做决定,恐怕比我们在这里凭空设想更稳妥。主旨不变:西进归建。具体路线、方法,由他们视敌情、我情、地形自行决断。我们给予信任和授权就行。”
这个意见得到了多数人的认同。给予前线指挥员充分的临机决断权,本就是红军在艰难环境中能够屡屡化险为夷的重要法宝。
然而,讨论并未就此结束。另一位领导人眼中闪烁着狡黠的光芒,提出了一个新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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