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安全跳出的消息，无疑给正筹划重大突破的总部注入了一剂强心针。
笑罢，话题自然转向二十一师下一步的动向。
“他们现在在马鬃岭，”参谋长走到地图前，手指点出位置，“要归建，最快的路线是向西南，经打鼓新场、黔西、大定（大方），再过毕节南下，试图在云南境内与我们会合。这是最直接的思路。”
“但这条路不好走。”另一位领导人沉吟道，“毕节现在是滇军孙渡的老巢之一，就算孙渡主力被我们调到了贵阳，留守兵力也不会少。而且从黔西到大定，黔军残部、地方民团盘踞，一路关卡林立。二十一师虽能打，毕竟孤军，强行穿行，难免苦战。”
“能否考虑更北一些的路线？走仁怀、习水，从川南插过去？”有人提出不同看法。
“那更远了，而且要面对川军郭勋祺等部的堵截。川军在长江防线上吃了亏，正憋着火呢。”
讨论了一阵，几种方案各有优劣，但似乎都难以确保二十一师能顺利、迅速地与主力会师，且不免遭遇恶战，损耗力量。
这时，一位一直静静听着、手指无意识轻敲桌面的领导人抬起了头，脸上带着一丝豁达的笑意：“我看啊，咱们是不是有点‘皇上不急太监急’了？”
众人望向他。
他拿起那份二十一师的电报，指了指末尾：“你们看，秋成、黄苏他们的电报，只汇报了情况，请示下一步方向，可有一个字提到困难？没有。既没叫苦，也没要援兵，甚至连下一步具体怎么走的建议都没提，只问‘指示’。”
他顿了顿，目光扫过众人：“这说明什么？说明他们对自身处境有清醒认识，对如何行动心里有底，至少是有预案的。他们不发愁，咱们倒替他们愁上了？”
屋内响起几声会意的轻笑。
“说的对啊，”主持会议的领导人缓缓点头，眼中露出信任的神色，“秋成、黄苏、邓萍、刘文启，都是久经战阵、脑子清楚的同志。北岸的情况，他们比我们更清楚。把手放开，让他们自己根据瞬息万变的情况去做决定，恐怕比我们在这里凭空设想更稳妥。主旨不变：西进归建。具体路线、方法，由他们视敌情、我情、地形自行决断。我们给予信任和授权就行。”
这个意见得到了多数人的认同。给予前线指挥员充分的临机决断权，本就是红军在艰难环境中能够屡屡化险为夷的重要法宝。
然而，讨论并未就此结束。另一位领导人眼中闪烁着狡黠的光芒，提出了一个新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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