械、钱粮，也都是大问题，需得从容筹措。下官这就去安排，定会‘尽心竭力’，只是这进度嘛……恐怕得如实上禀，还请朝廷体谅地方实情。” 他特意在“尽心竭力”和“如实上禀”上加重了语气。
崔知府满意地点点头：“嗯，朝廷自然会体谅的。对了，前几日吴县张员外、长洲李乡绅他们联名递上来的那份‘陈情书’，说是清丈人员惊扰祖坟、践踏青苗，还与庄户有些小摩擦，你要妥善处理，以安抚地方人心为重。至于丈量数据……些许误差，只要不是太离谱，也无伤大雅。毕竟，水至清则无鱼嘛。”
“是，是，下官省得。” 户曹参军躬身退下，脸上露出一丝了然的笑容。于是，在苏州府，清丈工作“轰轰烈烈”地展开了。衙役们拿着新式的“丈量步车”，在那些早已登记在册、无甚油水的官田和贫瘠民田上忙碌着，数据记录得一丝不苟。而占苏州田亩大半、也是最肥沃、产权最复杂（往往与地方士绅豪强相关）的那些土地，丈量工作则总是“恰巧”遇到各种“难题”——家主外出、地契不全、边界纠纷、甚至突然爆发的“小规模乡民阻挠”。负责具体工作的书吏、弓手们，则常常收到士绅们“热情”的款待和“微薄”的“车马辛苦费”，丈量的尺子，自然也就“灵活”了许多。结果报上去的数据，与实际情况相差甚远，但表面文章却做得漂亮，每次朝廷催问，回复总是“正在积极推进，然困难重重，恳请宽限时日”。
在河南道汴州，刺史郑元昌（荥阳郑氏子弟）的手段则更为“高明”。他不仅不阻挠清丈，反而表现得异常积极。他抽调精干胥吏，成立“清丈推勘所”，大张旗鼓地宣传新政。然而，在具体的“摊丁入亩”折算方案上，他却大做文章。朝廷的指导方案是“将一州丁银总额，按在册田亩总数（清丈后）平均分摊”。郑元昌则上奏，声称本地情况特殊，提出一套复杂的“折亩”方案：将上等水田一亩折合一点二亩标准亩，中等田一亩折一亩，下等旱田、山地两亩甚至三亩折一亩。同时，又将各种“损耗”、“加派”名目巧妙地折算进去。表面上看，每亩田负担的“摊丁银”似乎不高，甚至略有降低，但经过他这套复杂的折算，拥有大量上等水田的士绅豪强，实际税负增加微乎其微，甚至可能减少；而田亩零散、质量较差的自耕农和小地主，税负反而可能加重。这套方案被他包装成“体恤民情，因地制宜”的“良法”，在州内推行，并试图作为“成功经验”上报。其目的，就是在政策执行层面进行扭曲，使其名存实亡，甚至适得其反。
在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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