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凌上，贱议贵，国之大忌！ 昔日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今之‘新闻纸’、‘私论集’，实为滋生乱臣贼子之温床！”
他们恐惧的，是一种秩序的崩坏。当商人凭借财富开始影响舆论（通过资助小报），当工匠凭借技术可能获得地位，当识字的平民开始议论国事，那曾经清晰稳定的“士农工商”金字塔结构，便开始变得模糊、松动。他们作为塔尖的优越感和安全感，正在迅速流失。
更深层的恐惧，则是对整个文明价值体系可能被颠覆的末世感。 在卫道者们看来，当前种种乱象——经典被轻慢，圣人之言被曲解，士农工商界限模糊，乃至女子干政（虽然他们不敢明言武则天）、新学（格物）盛行、奇谈怪论（如质疑天人感应）迭出——并非孤立事件，而是一个整体的、系统性的“礼崩乐坏”过程。这让他们想起了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在他们看来是思想混乱的先兆），想起了东汉末年的清议误国，想起了魏晋的玄学清谈导致纲纪松弛。
“国之将亡，必有妖孽。” 一位致仕的东宫旧臣，在给同党的密信中写道，“今之所谓‘新学’、‘新闻’、‘新思’，实乃披着华美外衣的名教罪人、斯文蠢贼！彼等毁弃六经，非议先王，崇尚机巧，鼓吹货利，动摇君臣父子之纲常，蛊惑小民僭越犯上之心。此与昔年王莽篡汉前之‘符命’、‘谶纬’乱象何异？不过是以新乱旧，以夷变夏之渐也！若任其滋蔓，则我华夏千年礼乐冠裳，将尽沦为腥膻夷狄矣！”
这种恐慌带有浓厚的文化保守主义和文明优越感，将一切新变化都视为对古老、完美、永恒之“道”的背叛和威胁。在他们眼中，武则天和李瑾推动的这些变革，尤其是鼓励知识传播和新思潮的做法，不是在“开启民智”、“富国强兵”，而是在自毁长城，动摇国本。
恐慌催生了行动。 这些感到切身之痛的卫道者们，并未坐以待毙。他们的反击是多层次、有组织的。
在学术层面，以国子监祭酒孔颖达为首的一批大儒，开始加紧编纂、刊印“正统”的经典注疏，试图以权威的、官方的解释，来对抗市面流传的各种“异端邪说”。他们向皇帝上疏，请求严查民间私撰经典解义，凡有悖离汉唐古注、妄立新说者，一概禁毁，并治作者之罪。同时，在国子监和各级官学中，加强经学教育，强调“恪守古训，勿尚新奇”，严厉批判“格物院”所授的“奇技淫巧”之学为“玩物丧志”、“舍本逐末”。
在舆论层面，他们也开始利用新工具。一些与清流士大夫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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