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利。且学问流通，可扬我国威，增我声望，使四方才俊心向长安，此等‘软实力’，岂是金银所能衡量？况且，译馆所出之书，择其精要刊印，亦可售于市，反哺开销。‘天下学馆’若能培养出通晓番情、善于交涉之才，于邦交、商贸大有裨益，其价值又何可估量？”
“淆乱学统，更是过虑。” 李瑾看向那位担忧“有辱斯文”的官员，“学问之道，贵在求真，贵在明理。国子监、太学，自当以经史子集、圣贤之道为本，培育治国之才。然，除此之外，天下学问何其广博？设‘天下学馆’，并非取代国学，而是补充、拓展。士子于国学明经义、修德行，于‘天下学馆’增见识、广见闻，知天下大势，晓异域风情，通实用之技，如此，出则可为能臣干吏，处则可为博雅君子，岂不美哉？且学馆之中，我为主，彼为客，规矩由我定，学问由我择，何来淆乱之说？正可借此机会，以我华夏文明之正道，影响、引导外邦学子，使其知礼仪，慕王化，此乃润物无声之教化，胜于百万雄师。”
李瑾一番话，条分缕析，既回应了质疑，又进一步阐明了“天下学”的深层考量——不仅仅是知识交流，更是文明影响力的拓展，是人才战略的布局，是国家“软实力”的构建。
殿中一时安静下来。许多官员陷入沉思。李瑾所言，虽与某些传统观念相悖，但结合近年的所见所闻——格物之利、博览之盛、留学生之潮、译场之忙——似乎又确有道理。这个时代的大唐，本身便有一种自信、开放的气度，只是这种气度需要有人用新的理论去阐释和引导。
“陛下，” 宰相狄仁杰出列，声音沉稳，“老臣以为，司徒所言，实乃老成谋国之见。当今之世，我大唐如日中天，四方来朝。然，欲保此盛世于长久，非仅恃兵甲之利，更需文明之盛、人心之向。主动倡‘天下学’，广纳博收，既显我天朝上国之自信胸襟，又可集思广益，取长补短，使我文明永葆活力。至于所虑诸弊，司徒已有周全应对之策。只需立法度，明规矩，严把关，自可趋利避害。此事，功在当代，利在千秋，臣附议。”
李昭德等一批较为开明、或与李瑾交好的官员也纷纷出言支持。他们认为，在保持核心优势的前提下，进行有管控、有选择的知识交流，对大唐有益无害，且是顺应时势之举。
龙椅之上，武则天一直静静听着双方的辩论，凤目低垂，看不出喜怒。直到殿中声音渐息，她才缓缓开口，声音不高，却清晰地传遍每个角落：
“众卿所言，皆有道理。华夷之防，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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