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从禁军中抽调部分兵力，充实前线。但这不过是拆东墙补西墙，禁军数量有限，且肩负宿卫京师重责，不可轻动。
然而，更深的危机还在后面。朝廷的严令层层下压，到了州县，便化为了官吏的酷烈追逼。既然正规的府兵征发已然无效，为了完成指标，地方官开始采用更极端的手段：强行抓丁。
一时间，关中、河东等地，鸡飞狗跳，怨声载道。官吏衙役如狼似虎，闯入民家，见丁就抓，不同老幼，不论是否在军籍。许多本已贫困不堪的家庭，失去了唯一的壮劳力，瞬间陷入绝境。而抓来的“兵”，多是未经任何训练、心怀怨愤的农民，用绳索捆成一串，像驱赶牲畜一样送往集结地。这样的军队，士气、战斗力可想而知，行军途中逃亡者不绝，未到前线，已然溃散小半。
与此同时，边镇节度使们，面对朝廷催逼和边防空虚的现实，也各自打起了算盘。既然朝廷无法提供足够的、可靠的兵员，为了守住防区，他们只能“自谋出路”。于是，自行募兵，开始从一种临时、局部的权宜之计，逐渐变得普遍和半公开化。节度使们利用手中的财权（或挪用军费，或截留地方赋税，甚至与豪商勾结），开始招募破产农民、流民、乃至胡人勇健，给予钱粮，充作军士。这些兵，被称为“长征健儿”或“官健”，不同于府兵，他们是职业兵，完全脱离生产，依靠军饷为生。他们的效忠对象，首先是给他们发饷的节度使，而非远在长安的朝廷。
中央兵源的枯竭，迫使朝廷不得不更加依赖这些边镇节度使，默许甚至变相鼓励他们自行募兵。而这，无异于饮鸩止渴，进一步强化了节度使的军权、财权和人事权，为日后藩镇割据埋下了最深的祸根。
相王府中，李瑾也很快得知了“府兵无兵可交”的噩耗。杜先生向他禀报时，脸色是从未有过的凝重。
“王爷，兵部那边已经乱成一团。崔尚书急得欲哭无泪，各道奏报雪片般飞来，不是诉苦就是告急。天后震怒，已连下数道严旨，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 杜先生叹道，“更麻烦的是，陇右、朔方、河东几位节帅，已有密奏或私下传言，请求扩大就地募兵之权，并要求朝廷拨付专项‘募兵粮饷’。此例一开，后患无穷！”
李瑾站在窗前，望着庭院中光秃秃的树枝，沉默良久。府兵制的崩溃，他早有预见，也曾试图在可能的范围内进行一些修补和改革尝试，比如提高军士待遇，尝试小范围的募兵试点等。但在顽固的旧体制和朝廷有限的财力下，这些努力收效甚微。如今，积弊总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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